人间 | 人生第一堂生死课，来得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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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Z时代玩家手册”连载第6篇。

2020年，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让无数大学生宅居家中，一宅就是半年。这一年我本科毕业，线上答辩，研究生线上复试，按道理应该开启一段相对平静的新学习之旅。

对所有人来说，那一年都是特别的；对我来说，除了特别，还掺杂着撕心裂肺的痛苦、暗无天日的等待。所有表达害怕的词语都不足以勾勒我的心境，那种无助，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在云南，烟草是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许多农民摆脱贫困的主要选择。2016年我上大学，家里的开支一下增大，父亲和母亲商量后，拍板决定种烟，不再出门打工。

这几年天气时好时坏，父亲种烤烟技术又不成熟，每年都会烤坏两楼烟，比别的种烟人家多损失两三万，但收入可以维持生计，比外出打工划算。

我疫情时宅在家中的几个月，恰逢农忙时节。和所有疼爱孩子的长辈一样，父母从不要求我和他们一起出山。对于在外上学、假期不怎么回家的我来说，烤烟的艰辛从未亲历过。不过，看着年迈的父母早早起床干活，被窝即使再温暖，梦里即使有黄金，这个觉也是睡不下去的。于是，我也父母一样，每天早出晚归，裤子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6点起床，我们背着农药桶，一路步行到山里。地里茂盛的烟叶已经长到了我的大腿处，青油油的，像大白菜，尝一口——嗬，好家伙，苦的很。

这是我们家今年的指望，也是我明年学费和书费的指望。

从小我就是母亲的小尾巴，她干什么，我也干什么。母亲让我跟她分工协作，我在前面掰烟芽和烟花，她在后面抹药水。为了让烟的叶片长得更大更厚实，我们一般要先把烟花掰断，抑制烟茎生长，也要掰掉新长出的烟芽，不让它抢占烟叶的营养，最后再将药水抹到掰断的烟芽处，防止抽新芽。

没过多久，我的手上就沾满了烟油，变得黑漆漆的，咸腥的汗珠浸穿我的帽子，顺着脸颊一路滑下来。我回头看，母亲身上沉重的农药桶拖着她的身体往后拽，细细的背带扭成麻花往人肉里钻，像两条吸血的蚂蟥。

晚上回家后，母亲让我看看她的背，两条红红的印子赫然出现在她白生生的背上，触目惊心。我想着是背带太细了，于是把围巾裁成几段，用我那拙劣的女红将背带和围巾缝合在一起，相当于把背带加宽加粗，这样背着就舒服很多。

可母亲还没来得及用上我的“杰作”，意外就悄然而至了。

一年多过去了，我时常从梦中惊醒，梦里我又回到了8月初的那一天——我听见母亲呼喊我的名字，一声，两声，细若蚊蝇，气若游丝；她倒在血泊中的场景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一遍，两遍，挥之不去，目不忍视。我趿着拖鞋，穿着睡衣，披头散发，哭着跑着，向邻居求助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在我的催促下，早早出门看烟的父亲奔跑着回家，我们将动弹不得的母亲抬到床上。

120救护车姗姗来迟，来到县医院，登记，拍片，检查，签字。

母亲从二楼摔下，除了皮肤组织从额头撕裂至颅顶外，颈椎和胸椎的骨折使她成为了高位截瘫患者。她以前就患有颈椎病，这次跌落让她病情进一步加重，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主治医生甚至交代：病人有什么心愿都满足她吧，有什么好吃好喝的，也都给她尝尝。

此话一出，父亲立即瘫软在地。我强装镇定，跟着医生签完字。可我不敢相信，昨天还生龙活虎的母亲，今天就被“判死刑”。来到病房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山崩地裂的情绪再也隐藏不住了，我的五官皱在一起，眼泪从指缝里一滴滴滑落。但我必须克制，不能出声，不能让母亲发现异常。

我洗了把脸，来到母亲身旁，给她掖掖被角。她额头的伤口刚刚缝合好，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肉眼可见的红血丝爬满了她的颧骨，鼻梁、眼睛周围斑斑点点，是长期在太阳下暴晒的结果。她身上布满了管子，管子连接着测试生命体征的仪器，仪器上呈现着波浪图，冒着绿光，发出“嘟嘟”的声音。

我一边用纸巾给母亲擦干净脸上的血渍，一边安慰她：“妈，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你和我说，我让医生来看看。”

“就是胸口、手这些地方，麻疼麻疼的。”母亲缓缓地说，“其他地方感觉不到。”

“那可能是神经知觉没有恢复，等做了手术就好了。医生说你这个问题不大，他们还见过比你更严重的，所以你就放松心态，什么都不要想。”

尽管一再克制，我的声音颤抖得还是太过明显，我只好少说话，抬头看着天花板，眼泪老是背叛我，想要夺眶而出。

我决定请姑姑来帮忙照看母亲。

父亲已经一蹶不振了，只能我打起精神。我挨个人打电话，没有告诉姐姐们母亲的真实情况，只是通知她们来照顾几天；然后又通知舅舅和姨妈们，将医生的原话告诉他们，让他们做好见最后一面的打算。

傍晚，两个姐姐赶来了，看到我悲痛欲绝的样子，才明白情况远比我告诉她们的要糟糕。在母亲面前，我们都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消息专拣好的说，是在安抚她，也是在自我安慰。我们三姐妹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母亲身边，姨妈们也在一旁嘘寒问暖。可悲伤的情绪难以忍受，不一会儿，我们便走出房门抹眼泪，再轮流进去看望母亲。

父亲在亲戚的轮番劝说下，回家去打理烟叶，毕竟医院是个“吞金兽”，随时随地要花钱。我们三姐妹留下来守夜，大姐和二姐在照顾母亲方面做得比我好很多，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医生沟通母亲的情况。

晚上，大姐二姐端来热水，给母亲擦身体。之后我们轮番休息——说是休息，谁也不敢真正入睡，听到机器有任何的异常，母亲的病床传来任何响动，身体都会在大脑清醒之前先一步做出反应，赶紧奔到病床前。

凌晨2点钟，父亲、二叔、四叔，五叔、两个姑姑又连夜赶来。医院走廊上只有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一片死寂，值班护士也趴在桌上睡着了。我们一大家子围坐在椅子上，商量着如何应对母亲的病情。

因为病情复杂，治疗方案迟迟拿不出来，与华西医院的网上专家会诊最快也要3天，多数亲戚的意见是转院去昆明大医院。

大家的目光纷纷看向我，我一下成了拿主意的人。我又一次感受到了被现实逼着成长——从父亲在医院里瘫软的那刻开始，我眼里的泪就不能轻易落下了。

主治医生告诉过我，母亲意识虽然清醒，但生命体征微弱，经不起颠簸和折腾，一个轻微的震荡都有可能遇险——这话直接是堵死了我们转院的可能。

一时之间，我也没法抉择。父亲和亲戚们只好连夜赶回家，等着看母亲第二天的情况再做打算。

他们走了以后，轮到我们姐仨商量了。母亲的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县医院的水平我们心知肚明。最后，我们一横心，决定将母亲送往昆明——与其在县医院人财两失，不如冒险赌一把，将来即便母亲有个三长两短，好歹我们也尽力了，不至于有失落和遗憾。

听到我们转院的打算以后，母亲有些迟疑，问：“我的病是不是严重得很？”

“不是的妈，是我们想着你已经好多年没去昆明了，趁这个机会，咱们把病治好了，再好好的让你在昆明玩玩。”

“是呀，妈，你看你都是过苦日子，经历了这一灾，是要享福的人了。咱们去昆明，治好了病就每天好吃好喝的，过点好日子。”

我站在一旁，看着两个姐姐游说母亲。母亲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光彩，我知道她在装作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我们瞒着她，她也瞒着我们。或许我们那些拙劣的掩盖早就被她看穿了，她可能是不想让我们失望，才尽力配合我们的表演。

第二天，我早早地办好出院手续，联系好救护车。交钱的时候，我和二姐都被救护车的价格震惊了——9800元。

后来我才知道，心疼钱的时候还没到。

姑姑、四姨妈、父亲和我，与母亲一起乘坐救护车，其他人乘坐小车。父亲草草吃了几块饼干，不一会儿便打起盹来，一晚上的奔波劳累，他坚持不住了。虽然从昨天到现在只是喝了一瓶水，但我没有饥饿感，也没有困顿感。一路上，我再三叮嘱救护车司机，千千万万要稳，说到最后，已经有些警告的意味。

路上虽有些许颠簸，好在没有对母亲造成伤害。7个小时后，我们总算到了昆明。看到大医院里步履匆匆的医生、整洁成列的设施、熙熙攘攘的患者和家属，想到这家医院的口碑，我的心安定下来，觉得母亲总算有救了。

一个矮矮胖胖、留着短碎发、带着口罩的医生走出ICU，这就是骨科住院部给母亲安排的主治医生，姓何。

还是一样的流程，询问病因，签字，盖章。因为疫情，家属每周最多能探望ICU里的病人两次。

我走到母亲床前，摸着她那粗粝不堪僵硬得像木棍一般的手，说：“妈，这里条件是不是看起来更好一些？你放心，在这里待不了多久咱们就能出院了。但是这里的医生说了，现在是疫情期间，这种病房又不能留家属在里面，我们就不能陪着你，但这里的医生和护士很多，还有护工，他们比我们专业得多的多，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就叫他们……”

我自顾自地说了很多，说到了在外面等着的爸爸，说到了二姐，说到了今年的烤烟，直到护士催我出去，我才收住话头。

“你们要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我了吗？”母亲像一个被抛弃的小孩，问出了这样的话。

“妈，怎么会呢？不是丢，我们怎么会丢下你呢？是医院的规定就是这样，我再去和何大夫求求情，经常来看你，我们还要每天来给你送饭呢？别瞎想。”

护士又来催我，我只好一步三回头地告诉母亲，要安心。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海里全是和母亲相处的点滴：

和她一起上山干活，我骗她说水瓶里的水不是干净的溪流水，是牛脚印里的积水，她笑着不搭理我，咕咚几下将水喝干；

我和她说，以后让她和父亲就跟着我，我上班，她做点饭给我吃，不用干农活，不用干家务，等到节假日，我带着他们四处旅游，再给她买好多裙子；

我还和她说，以后我是不结婚的，也不能逼我找对象，我就陪着你们二老，要是逼我找对象，我就长年累月不回家了，当浪子去了；

……

那些无数的“我和她说”，也都只是说，还没来得做。

这家医院的医生拿出的治疗方案是：先观察一个星期，病情稳定了，马上就安排手术。

因为ICU探视人数要求，我们轮流着去看母亲。母亲见我见得最多，我就不去她跟前晃悠了，让两个姐姐多去。

我还有另外的任务——记账。每一笔开支的单据我都得收好，一星期不到，住院费、治疗费、营养费、陪护费，已经花去了3万多。那些在我包里还没捂热的钞票，就这样一沓一沓地送进了医院。

我想要申请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名额，但按照相关规定，已经不能再有新增卡户。于是父亲去向亲戚们筹钱，我转而打听农村低保的事宜。亲戚们的仗义，让我见识到了家族力量的强大。2天时间，父亲就筹到了16万，加上二姐身上的5万，可以撑一阵子了。

乡上主管“新农合”的王同志是个厚道人，听闻母亲的病情，告诉我相关的帮助政策，并承诺如有新政策，会积极帮我争取。

何医生说下周二准备给母亲做手术，主刀医生姓张，我见过，一个斯文瘦削的中年男人。我还没高兴几秒，何医生的话又浇灭了我们刚燃起的希望：

“病人的年纪也不小了，52岁，颈椎、胸椎骨折，这是很严重的伤情，普通人一个颈椎骨折都要命，何况她这还加上胸椎呢。还有一个情况，颈椎手术手术成功后，如果病人情况不好，可能就要做‘气切’，戴呼吸机——这样说吧，一般做颈椎手术的病人多半都要气切的，都要戴呼吸机的，只是看戴的时间长还是短的问题，有的一个星期就脱机了，也有一两个月、甚至是一辈子都没能脱机的。呼吸机的价格不便宜，加上ICU的住院费各种费用的话，平均一天1万多，你们家属做好准备。”

何医生不带喘气地说出这段话，我们心情比过山车起伏还要大。

我们三姐妹商议，只和父亲说做手术的事情。气切、戴呼吸机都是概率事件，即使真戴呼吸机，万一母亲就是只戴几天的那种病人呢？谁也说不准，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奇迹。

手术当天，父母两边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在昆明的堂姐表妹们也全赶了过来，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走到哪里都引起周围的关注。微信家族群里，大家都为母亲加油打气，你一言我一语的，都是祝福的话。

手术从早上8点半一直做到下午3点才结束，我们等得饥肠辘辘、坐立难安。好在手术做的还算成功，众人悬着的心也算着陆了。不过，母亲的情况依然危急，最后还是做了气切，确定以后要戴呼吸机。

晚上，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庆祝，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长辈们都喝了点小酒，我也刻意不去想何医生的话。

第二天中午，我从医院回到我姐家，看见大伙坐在客厅里，气氛沉闷，都丧着个脸。

原来是大家得知了母亲戴上了呼吸机的事。二叔和四姨妈认为花几十万打水漂是不明智的，如果母亲一星期不能脱机，那他们将不会再借钱给父亲。其他的亲戚虽然没说话，但是看着他们紧皱的眉头，我知道他们也不认可我们这种倾家荡产治病的做法。

但父亲坚持，说即使是卖房，也要给母亲续命，直到什么也不能卖的那天。我们三姐妹和父亲的意见一致。

“在县医院，医生说救不活了，让我们整点好吃好喝的给我妈吃，这话没吓着我。我总觉得有希望，你们也都支持我们家。而现在，情况好转了一点点，你们反而给打败了，都来劝我们——你们不借钱就不借钱吧，我和我爸的想法一样，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能坚持就坚持到最后。我不信我20多岁的年纪，以后还挣不了这几十万！”

我说完这番话，大家一阵沉默。过了一会儿，四叔打破了这份寂静，咬牙说道：“这样吧，我去信用社贷5万，如果大嫂能好的了，这钱你们就还我；要是大嫂有个三长两短，这钱我就自己兜着，也不要你们还。”

有了四叔做表率，二叔和四姨妈也表示可以再支持3万。

最后，我们与亲戚们达成一致：医完这笔钱，如果母亲还没能成功脱机，那我们也放弃。

我心里算了一下，现在已经有的，加上亲戚们再给的钱，母亲的治疗还能坚持1个月。我当然抱有期望，可知道也要做好心理准备，真到了那天，自己必须要做出抉择——母亲的生死竟然掌握在我的手里，残忍又无可奈何。

对母亲就医的讨论到此为止了，话题转移到我身上。不知道亲戚们从哪里听到我打算放弃读研的消息，养着3个大学生的四叔又一次施以援手，说要把他的大黄牛卖了，供我读书。

二叔则直接豪气地说，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他给，将来工作了我再还他。其他亲戚也纷纷说必须读书，学费的事情不用担心。

我只能想，走着看吧，反正开学的日子还早。

母亲戴呼吸机的日子，是我们最煎熬的日子。以前我们见母亲的时候，多数时候我们说，她听着，偶尔还能应答我们几句。可眼下，只有我们说，她只能动动眼睛，也说不了话。

手术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和父亲进ICU看望母亲。她难受得不停挣扎，眼泪止不住。我们不知道她想要表达什么，她的模样生生刺痛了父亲和我，我们只能无助地站在她身边流泪。

那是我最失控的一次，整个ICU回荡着我和父亲的啜泣声。我不断地请求何医生时刻关注母亲的病情，每天打电话询问，有时候何医生都烦了。但她能理解我们做子女的心情，没有斥责我，只是委婉地说不能打那么多电话。

何医生担心病人情绪激动，减少了家属探访的次数。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没能再去探望。父亲被上次探病刺激到了，心灰意冷地和二叔他们回家了。我不时打电话告诉他母亲的情况，开导他：再苦再难，日子总还是要继续的。

幸运的是，母亲在3天后就成功脱机了。她的情况稍微稳定了一点，我们可以看望她的次数也增多了。

但这并没有让母亲振作。每次去看她时，我们像个话唠一样告诉她家里和周遭的事，她却对我们的话始终无动于衷，还有一天，我剪了短发，她都没认出我来，只是用茫然空洞的眼神看着天花板。

看着母亲一副将死之人的姿态，我们心如刀绞，意识到必须要把母亲接出来了，再这样下去，手术成功的意义也不大。

一天，我接到何医生的电话，跟两个姐姐急冲冲地冲到医院。等在CT室门口的何医生略微焦急地说：“你妈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一直叫，她都没有睁开过眼睛，不知道是对我有情绪，还是身体不舒服。”

母亲被推出来后，二姐凑到她的耳边问：“妈，你能听到我说话不？是我，我是二妹，我们来看你了，你把眼睛睁开。”

何医生用手轻轻地掰开母亲的眼睛，没有什么异常，母亲也把眼睛睁开了，我们松了一口气。

检查一时半会看不到结果，何医生这次破天荒地让我们在病房待了很久，还叮嘱我们要做好母亲的思想工作。

为了刺激母亲求生的欲望，我们姐仨决定，将真实的花费毫无保留地告诉母亲，也让她知道我们为她所做的努力。

“妈，你可得好好养着，你现在值钱得很，二姐一辆车都砸在你身上了。她本来年底打算买车的，因为你出事，钱都投到你身上了。从县医院到现在，已经花了20多万了，要是你不振作，不好好配合何医生的治疗，怎么对得起我们？”

母亲偶尔摇摇头，有时眨眨眼，我也只能“软硬兼施”，让母亲再忍耐几天，说和何医生协商好以后把她接到外面做康复。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以为我是骗她的，毕竟这样的话在她住院后的一个多月里，我说了不下十次，每次都只是给她个盼头，却一直没能兑现。

我和何医生沟通了很多次，希望尽早将母亲接出去，她在ICU里面，什么待遇，我们一无所知。不久，何医生说，母亲可以出院做康复治疗了。她还说道：“像你妈妈这样年纪和病情的病人，要想恢复到以前几乎不可能，我见过康复的最好的病人，就是能坐在轮椅上的，多数病人只能长期卧床。”

她的言外之意我懂，就是叫我别抱太大希望。这话我没放在心上，毕竟事在人为，要有信心。但她反复强调“一定要找能报销的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我倒是听进去了。

等母亲可以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我已经过了招聘的最佳时机，硬着头皮找工作并非明智之选，在四叔的反复劝说下，我还是决定继续读书。

开学将近，我得赶紧找好康复医院。大姐每天骑着电动车带着我探听各大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床位空余情况。听说圣约翰医院的康复科不错，我和大姐前去查看，结果遇到了一个老乡，住院康复1年多了，气切的管子都没拔掉，看着她干柴一般的身子骨，我和大姐心凉个透顶。

我们又找了昆医附一院、省三院、中医院等大医院，最后附二院成为首选。为了医院的床位，我们穷尽了人脉，托了好几拨人打听，最后打探到一个床位，欣喜不已。

联系好医生，安排好救护车，确定好转院时间以后，被晒黑了一层的我就去上学了。人在学校，可心还在牵挂着医院的事情。疫情封校，我只能不断地给姐姐们拨电话。好不容易等到晚上，接到了二姐打来的视频，我才得以见见母亲。母亲总算有了点神采，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模样，想来也是待怕了，ICU里那种分不清白昼和黑夜的日子，想想都煎熬。

如果说在前一所医院的日子是精神上的煎熬，那么在附二院的日子则是身体上的煎熬。

大姐和二姐轮流守夜，虽然雇了一个护工，但还是需要留个家属寸步不离地守着。因为孩子要上学，大姐只能白天来，二姐守夜，周末我钻洞溜出学校，陪着二姐一起。

守夜时，我索性就不睡了，来来回回地穿梭在走廊；我看着走廊上的钟表，从凌晨1点到清晨6点，听见医院从静谧无声到人声鼎沸；一天天过去，医院在我眼前从黑夜到白天，白天到黑夜，循环往复。

二姐长期熬夜，皮肤从白皙变得蜡黄，身体吃不消了，差点病倒。母亲看着，既心疼又自责。好在吃了一点药后，二姐恢复“上岗”。

长期卧床的母亲由于肺部感染，总有痰，但她没有力气完成咳痰，需要用吸管从已开刀的气切口处伸进去，借助吸痰器将痰液吸出来。频繁的吸痰会导致吸痰的管子更深入，病人会形成依赖，以后无法自主咳痰；可如果不把痰吸出来，病人就会难受。

白天还好，一到晚上，有时隔个三五分钟，有时隔半小时，就会听到母亲的气切口传来呼噜呼噜的声音，说明有痰堵住了。

最让人焦头烂额的是，明明已经听到了有痰的声音，但是用吸管却什么都吸不出来。每到这个时候，二姐、我和护工大姐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母亲难受得泪流满面，我们多番尝试，有时候吸管上都见红了，情况才勉强稳住。

一个周六晚上，我蜷缩在走廊的椅子上小睡，听到病房内传来窃窃私语的声音，知道又吸不出痰了。我直接跑到护士站请护士来帮忙，可护士来了之后，也没什么办法。母亲额头布满汗水，刚擦掉，又出一层。因为干呕，泪水也流个不停。护士只好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用手按住母亲腹部，有规律地一下又一下引导她微微用力，痰才吸了出来。

我们都长舒了一口气，往后的日子，再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依样画葫芦，百试百灵。

母亲隔壁床有个也来看护老伴的嬢嬢，西双版纳的，人很好，她唤我“小乖”，我们经常聊天。嬢嬢的老伴因为脑梗变得痴痴傻傻，没有意识，只有眼珠会动。嬢嬢经常坐在病床旁，用手轻轻托着老伴的头，和声细语地和他说着退休以后的生活：“你快点好起来，再过几年我也要退休了，到时候我们就游山玩水，心情好的话给儿子带带娃，心情不好就懒得管，过咱们的二人世界……”

虽然老伴只是无神地看着远方，也不影响嬢嬢诉说的热情。

嬢嬢是个幼儿园老师，老伴生病之前在学校工作，每个月有1万多的工资，儿子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有个对象，都快谈婚论嫁了。护工大姐私下悄悄地跟我说：“要是老头好不了，我看儿媳妇多半要打脱掉（跑了），现在的人啊，现实得很。”

护工大姐意思我们都懂，像这样的大病，随随便便都得一二十万打底，有积蓄的人尚且能短暂应付，没有积蓄的谁不是落下一屁股的账。

后来，嬢嬢的老伴情况更差了，查出脑袋里有瘤，要么做风险极大的开颅手术，要么就这样保持现状。学校那边的说法：“只要人活着，每个月的工资照领，但要是人没了，工资也没了。”

二选一的难关，两个都有可能是错的，嬢嬢不知道怎么办。

医院只能住15天，不过国庆放假，我们可以多住几天。主治医生是一个聒噪的女人，声音尖细刺耳，没有耐心，但人很负责，明确说在出院前拔管，将母亲的气切口堵上，这样，母亲就能说话了。

没想到周四那天，二姐打电话告诉我，母亲可以拔管说话了。

这本该是件喜事，可我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因为母亲开口说的第一件事，竟是控诉在前一所医院受到的“特殊待遇”。她用沙哑的声音，一件一件地向我诉说当时护工和护士如何：不给她水喝，家属带进去的饭不给病人吃，咒骂病人为何不去死，擅自拔病人的输液管。

我听完后，愤怒的气血直冲天灵盖。怪不得母亲听到我们想要在那给她做康复时一直抗拒地摇头；怪不得那时我们去看她，她总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怪不得将她接出ICU的那天，她头顶破了皮，手肘也捂烂了。

我气不过，决心为母亲讨一个公道。我尽量让母亲回忆细节，将她所说的话记录下来，同时去找当时的病人，看能否寻求到更多支持。

将文档打印出来之后，我交到了前一所医院的投诉办，和投诉办的医生讲述母亲的遭遇过程中，免不了又一阵痛心和落泪。

听到消息的何医生赶紧打电话来向我求证，我追问她我母亲的情况是否是个例，她只是闪烁其词地说：“医院也就那样了。”

母亲说，何医生一直对她不错，所以我的投诉信只针对护工和护士。有一个姓周的护工，为了能让他对母亲稍微好点，即使他卖的护垫和卫生纸比外面超市的贵一倍，我也从未吝惜过，每次都从他那里买，但很明显，他没有拿钱好好办事；还有一个胖胖高高的男护工，母亲说，因为她那时只能小口吃饭，他喂得烦了，就把牛奶砸在地上，后来我们多次与他聊天，送了一点小礼，他才对母亲耐心起来。

前一所医院反复打电话来向我核实情况，说他们那边也在开展调查。周五，医院说要给我一个说法，我从学校几经周折直到傍晚才赶到那里。ICU主任、投诉办医生、何医生，ICU护士长几个人早早地等着我。

除了何医生和投诉办医生，ICU主任和护士长的话都让我很反感，他们反复强调我母亲说的不一定属实，他们也去访问了其他病人和家属，并没有发生我提及的事件。

母亲向来是个耿直的人，有一说一，绝不无中生有，受伤之后，除了肢体不能动弹，意识一直清醒，身上仅剩的几十块钱放在哪件衣服哪个口袋都一清二楚。联想到之前去病房看望母亲时，病人也对护士和护工破口大骂，母亲怎么可能说谎？

我们两方各持己见，场面一度僵持。最后，他们也只能说再去取证，我这边再和母亲核实细节。

出来的路上，何医生一路送我，我不知道是医院的意思，还是何医生自己的意思。

“你一个小姑娘，别动不动就说要登报纸、发到网上这样的话，这好歹是个省级医院，不是谁想告就能告的。你们都是乡下来的，在这里应该也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亲戚，你现在读着研，犯不着用自己的大好前途押在上面。”

可是她低估了做儿女的想要为母亲讨个公道的决心：“何医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孙小果，我就是拼着一口气，乘着这个东风，结局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我还是重申一下我的想法，我只要医院对相关涉事人员做出处罚即可，不上升到医院本身，但如果医院实在要包庇他们，那我只好连医院一起投诉了。”

母亲拔了管，堵了口，时常还是有痰，不过按照医生教的方法，已经好了许多。

输了快2个月的营养液，母亲说她都快记不得饭菜是什么味道了，每次吃也只是吃几小口，味同嚼蜡。138斤的人，瘦到100斤出头，脸颊两边凹陷下去了，几十年不见的锁骨也若隐若现。

我喂她饭的时候，总是要劝着她多吃几口。为了刺激她的味蕾，还买过烤面筋给她吃，被姐姐们知道了，免不了被骂。

康复的项目主要是动动手、抬抬腿、揉揉捏捏，加上针灸、占床，一天下来忙碌得很。一趟下来费用也不低，短短20天，就用去了3万多。幸好乡上的王同志每次都替我母亲打转院证明，报销了1万多。

附二院住院到期，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联系到中医院，开始为母亲转院。嬢嬢的老伴过两天也要转院，我将手上大医院的医生联系电话都发给了她。

就在转院后几天，何医生和那个ICU的护士长前来探望母亲。以前都是我对她们客客气气、“卑躬屈膝”，现在倒反过来了。我提前和何医生说好，如果她们是想过来追问母亲细节，就不必来了。何医生说，只是做个回访调查。

和母亲谈话的过程中，何医生遵照了约定。然而，就在她们回访完以后，给母亲做手术的张医生又打电话来，想劝我撤回投诉，还明里暗里地打听当时安排我们进医院的医生是谁。

他的电话也打到了我姐夫那里。为这事，大姐和姐夫大吵了一架，姐夫觉得我是恩将仇报，轻飘飘地说一句：“算了好歹人家帮过咱们。”

可我投诉的是那些苛待母亲的护工和护士！我们花了十几万，每天在外面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虽然母亲的命保住了，但是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们连投诉的权利都没有吗？

在我的坚持下，医院那边对涉事护工做了停职处理。一天我刚下课，何医生打电话给我，说可以让护士过来给母亲道歉。我回绝了，母亲本来就讨厌他们，多看一眼心里都难受。

母亲看我每天折腾得累，好几次劝我算了，联想到何医生和张医生，我左思右想，松了口，就此作罢。

和那家医院的恩怨就这样勾销了，母亲的康复还是继续。

一转眼到了10月，二姐因为店里面的事必须要去浙江了，她已经两个月没上班了，赚钱的事得提上日程了。

最忙的人的变成了大姐。到了中医院以后，我们就给母亲换了一个护工。之前附二院的护工大姐人很好，护理知识一点都不输护士，人也勤快。我们原本打算继续请她帮忙，但她希望工资能涨1300，相较而言她现在的工资（6000元）也不低，出于经济的考虑，我们只好另找他人。

在中医院细致的康复训练帮助下，母亲有了点起色，能坐轮椅了，右手可以用勺吃饭，也不是小猫的饭量了。

医院有个“换血”的康复项目，200元一次，主打“促进血液的再生功效”，听说还能美容淡斑，很多护士也会去做。过程并不繁琐，先将自身的血液抽出来装进血袋，再放到一个像公斤秤一样的特殊容器上，随着容器的晃动，整个血袋就在容器里颠来覆去，一两分钟后取下，将血重新输入病人的体内。

不知道这个项目有没有用，但只要有点希望，我都愿意试试。只是母亲遭罪，她血管太细，很多护士都找不到扎针的位置，总是要不断换着扎。即使护士长来，也要扎两针，血袋才得以装满。一次抽血下来，反倒像是把母亲的精气神抽走了，整个人都怏怏的。

中医院可以直接报销医疗费，附二院则要拿回病人所在地的乡镇报销。为了避免周转麻烦，我们打算在中医院常驻。16天住院期到了以后，办理自费；自费15天以后，又可以转为报销的住院，如此循环。

母亲在中医院住了快2个月，医保报销的比例已经达到上限了（一年15万），加上自费的钱，花了将近30万。母亲的左手依然是根僵硬的木棍，屈伸不利，腿上还是没知觉，准确地来说，是胸以下都没感觉，她只觉得内里烧疼，表皮还是麻。

骨科住院部的主任是个嗓门很大的中年男人，很高很壮硕，操着一口流利的昆明话，已经劝了我们3次了：“你们是钱多还是咋个呢？都给你们说出院了，再待在医院意义也不大，你妈这个病需要漫长的康复期，在里面只能是浪费钱，我这人心善，想着你们待在里面也是浪费钱，几天就是几大千，该是不心疼？接回去嘛每天给她按摩按摩，坐坐床，就行了嘛。”

去年1月，出于经济的考虑和主任的建议，我们决定将母亲暂时接到在昆明的大姐家休养一段时间，快到春节的时候再回老家——因为老家的冬天太冷了，不利于母亲康复。

大姐一个人忙不过来，我也不能时时都在，二姐只好回来帮忙，等到父亲卖完家中的烤烟，我再来接替她。

母亲住在大姐家里，除了偶尔身体不适外，心情还不错。二姐看着虚胖，实则体弱，光是每天给母亲活动身体就累得大汗淋漓，更别说抱母亲坐轮椅这样的体力活了。姐夫在家的日子，抱母亲坐轮椅是姐夫的活儿，姐夫不在家的日子，就靠大姐。大姐90斤不到，好在那时母亲也才100多斤。

我放假后，也抱母亲坐轮椅。我有力气，倒是不费劲，只是有天不知怎的，抱着母亲觉得费劲得很，就用肚子顶了一下，随后肚子就不舒服——后来卫生所的医生告诉我，可能是用力过度导致子宫下垂，这样的下垂在下次用力时会有明显的不适感——是的，我上个厕所微微用力都觉得费劲。

在母亲的指导下，二姐将我的肚子往上推一推，只用一次，疼痛就缓解了很多，第二次再推，就好得差不多了。

我去姐夫的亲戚家开的中医馆学习给母亲针灸，学得太粗浅，死死记住穴位来扎针的方法总觉得不妥，在同学的推荐下，买了几本医书，斗志昂扬地想要自学成才，奈何两天就歇菜了，还是只会医院里医生教的方法。

除了给母亲按摩针灸，我们还推着轮椅带母亲吃了很多她没吃过的东西。以前她总舍不得买来吃，买来穿，好吃的、好用的以我们为先。现在只要买得起的，只要母亲喜欢，我们毫不吝惜。

母亲在大姐生孩子的时候来过一次昆明，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当时她身体康健，去哪里都用走；时过境迁，母亲现在哪里也走不了，只能任由我们推着，去海埂大坝喂鸥，去寺庙烧香祈福，去西山脚下散步。

母亲这场病治下来，我家欠信用社6万，欠亲戚16万，二姐还垫付了10万。

父亲这年的烟卖了14万，除去人工成本，还能剩个6万多，远不能抵债。于是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商量，想要办一场酒席，一则庆祝母亲重获新生，二则收点礼钱来还债。可是疫情期间，乡镇上有明文规定，大事简办，小事不办，我们家这个事，可大可小，要办也只能偷偷摸摸，于是看好的日子一拖再拖。

我和父亲商量，直接在镇上包一个馆子，请亲戚朋友们吃一顿就好了，不要整得那么复杂。父亲是个传统的人，他认为办酒席不在自己家里办传出去不好听，村里的人也不愿意跑到镇上去吃席——本来就图个热闹，这下好像是专门为了收钱，坏了名声。

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终于决定在元宵节前把酒席办了，还是在家里办。

不过这样的热闹我错过了。正月十四的那天晚上，我刚乘高铁到家，吃过饭就收到了第二天必须要交作业的通知，电脑和作业文件都在昆明的大姐家，当天晚上凌晨4点，我又坐车去昆明。

酒席一办，我们就不能陪在母亲身边了，只留下父亲一人照顾母亲。收到9万多的礼钱，父亲按照亲戚们的家庭条件和欠债的金额来分配：比较富裕的，就先还一部分，金额小的，也先还了。

见手里的钱不够还债，我提议：欠着的就欠着，剩下的我工作了再还。父亲执意再种一年的烤烟，将债还清就不种了。

可是家中只有他和母亲，忙起来连个做饭的人都没有，属实行不通。多番商量下来，我们决定：多数时候请人干活，可以少赚点，等到假期我们回家帮忙。

放暑假了，本烟农提前把作业写好，要回家收烟了。大姐带着两个孩子，让他们也去乡下体验体验。

早上6点出山，半小时不到，露珠将裤子全打湿，毫不夸张地讲，内裤都是湿的。8、9点，太阳升上来，暖洋洋地照在人身上，裤子渐渐被晒干，接下来的高温酷热烘烤得人难受，身上的水汽连带着精神气、力气都被太阳蒸干，只留无精打采的躯壳在烟地里机械地劳动着。

大姐好几次都要中暑的样子，连饭都吃不下，第二天头晕、犯恶心，还是坚持出山。母亲心疼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我们几个小时候就比别家孩子悠闲，同龄人小小年纪就把农活摸了个遍，我们却玩泥巴、过家家，没干过什么重活、苦活、累活。现在，我是村里最苦的大学生，大姐是村里最苦的城里人。

我们都累瘫在床上或是沙发上，没时间给母亲按摩身体了，母亲就自己锻炼，她的右手越来越灵活了，能抓住床栏，活动身体。我给她买了一根粗绳系在床尾，她用手拉着，尽量让上半身撑起来，虽然每次都失败，也不气馁。

开学之后，我和大姐都走了，家里的活还没干完，好在辛苦的部分干得差不多了，剩下一些收尾。

中秋节我又回了一趟家，和父亲处理烤烟，和去年一样，刨除人工，剩了6万多，父亲还了部分债，留下1万多。

母亲的腿仍然没有知觉，天气冷了毛病就多。我们商量将她接到昆明康复一段时间。她不想去，其实就是怕花钱，当然，康复效果也确实不明显。

但母亲可怜，被限制在小小的一方轮椅里，和坐牢无异。我打算打听一下成都华西医院，父亲也支持。我预约的是专家号，到了现场，缴费92元，问诊5分钟。我们和医生还没说上几句话，他就要赶人了。

我抓紧时间问：“医生，有没有治疗截瘫病人的医疗技术？”

“干细胞移植，这是目前治疗的一个方法，我给你个电话，你打去咨询一下。”

结果，去了一趟成都，我只得到一个到现在也打不通的电话。

回到昆明，我向何医生打听干细胞移植技术。何医生回复我：“这是个新技术，有什么隐患，目前还不知道，我的建议是你们每天给你妈妈按摩按摩就行了，如果真做了，到时候有什么并发症，得不偿失，她康复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书，读着读着竟也读出几分滋味来，想要继续读个博，但一想到母亲，还是就此作罢。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没有方向，所以也不远游了。少年时那些天马行空的梦想就埋藏在脚底吧，毕业以后，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下班后推着母亲，看看广场舞，在父母身边，日日陪伴，也算是人生一大幸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扮猪吃兔子

编辑：王朝辉

题图：《关于我妈的一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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